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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短篇小说写作的尊严

稿件来源:光明日报 和讯网站   图片来源:
发布时间:2009-03-08   访问次数:
 光明日报讯上世纪90年代以后,曾作为现当代重要“主流文体”之一的短篇小说走向“边缘”。无论是普通读者,还是职业评论家,短篇小说的阅读接受和研究,一如诗歌在我们时代的命运,冷清、尴尬。人们都将对文学的关注移至长篇小说上,在年产近两千部的长篇小说中耐心地翻检、寻觅着其中不超过十部的“排行榜”和可能成为“经典”的篇章。在这两相比较中,我们开始认真地考虑两种文类之间的微妙关系,探测它们与我们时代生活现实和精神状况的内在联系。于是,我们会发出诸多的疑问:曾经辉煌的短篇小说究竟怎么了?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是什么?在一个被认为属于长篇小说的时代,短篇小说就一定要滑出人们的视野,淡出“中心”、流落边缘吗?这源于短篇小说自身水准的沦落,还是这种文类已经到了其必然衰落的大限?短篇小说与长篇的“病象”有多大区别?在今天,短篇小说的写作还有多大的可能性?如何才能恢复短篇小说写作在当代文学中的尊严?

  经常有人引用美国作家厄普代克20年前的话来描述短篇小说在今天的命运,说这是“一个短篇小说家像是打牌时将要成为输家的缄默的年代”。短篇小说的写作、出版、阅读已不经意间陷入一种令人惊异的尴尬境地。写作、阅读之间也出现了莫名的龃龉。缄默,成为短篇小说甚至整个文学写作的实际样态。显然,文学外部环境深度制约、干扰着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生产活力。在我们长达十几年的社会物质、文化、精神、娱乐的巨大的转型过程中,人们在专注物质水准和自我生存状态调整的同时,整体上忽略了对自身新的文化标高的需求。人们文化兴趣、阅读兴致的分化、分割,造成文学阅读群体的减少。这也从一个侧面造成小说市场尤其短篇小说需求的大幅度下滑,这就大大减弱了作家写作短篇小说的热情和动力。因此,我们说,短篇小说已成为文学乃至我们时代最寂寞的事业之一。的确,短篇小说的写作在我们时代是要祛除功利之心的。作家张炜曾说过,一个短篇小说不繁荣的时代,必是浮躁的、走神的时代。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取向和审美判断。尽管人们的兴奋点已经分散,小说在这个社会的整体分量也已经大不如前,但艺术家、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永远也不会终结。现在的问题在于,一方面,一些作家对这种文体的自信正在渐渐丧失,他们将自己的写作才华付诸影视和图像的事业,或者走向媚俗,加入“畅销作家”的行列;另一方面,他们像期待长篇小说市场预期那样,对短篇小说的期许过多,企望于它能带来名望、影响和诸多的实际“效益”。而文学一旦被它自身以外的东西所累,写作就不再是纯粹的美学活动。

  简略回顾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脉络,就会发现,短篇小说的辉煌或者喧腾曾经持续了近80年。从“五四”的鲁迅、郁达夫、沈从文、张天翼、沙汀、施蛰存、萧红等短篇圣手,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汪曾祺、孙犁、林斤澜,王蒙、高晓声,以及苏童、刘庆邦、迟子建,都给现当代文学史留下了独具匠心的堪称经典的短篇佳构。短篇小说时时引领文学的潮流和风骚。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,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、制约,作家的叙事能力明显暴露出相当虚弱的倾向。主要是作家在“全球化”、“现代性”的现实处境和语境中,进入了一种“群体经验”的覆盖之内,“个人性”经验的匮乏,独特生命体验的可能性越来越趋于微弱。余华说,他喜欢“看法总会陈旧过时,而事实却不会陈旧”的观念。现在的情形却是:不仅故事、人物及其情感日益变得陈旧,作家的“看法”也难以令人惊悸。文本一旦丧失了对现实存在经验的甄别,变成对生活的简单模仿,其生命力也就可想而知。对于经验的无从把握,无疑给当代小说艺术创新的可能性造成了极大的困难。如果说,长篇小说尚能依赖叙事长度的缓冲,给作家一个从容讲述心灵、展开更多人文内涵的机会,即使有些许的拖沓、冗长、混沌,但它还有机会展示其他方面的看家功夫。而短篇小说既没有时间上的阔绰,也不允许空间维度上的铺张;既要经验的鲜活,也要求结构、语言的智性品质。特别是在“新时期”之后,文学逐步建立起渐离意识形态规约的审美叙事。所以,小说的叙事方向以及它所承载的使命,已经不是简单地书写作家与大众相近、相同且熟悉的生活场景,而必须是超出一般经验的独创。小说家必须能够通过自己的文本,揭示、探查到此时人类、人性内部的存在细节和真相,不断地探索和寻找写作的可能性,找到本来该有的叙述自信。

  说到“经验”,就不能不考虑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“经验”。汪曾祺说:“小说最重要的是什么?我以为是思想”。汪曾祺先生强调的“思想”,就是那种既有自己理解而且有独特感觉的东西。这正是小说应该捕捉到的经验。这种经验来自生活,来自故事,来自人物,也来自语言。我在许多作家的短篇小说文本中,真切地感觉到了来自独特“经验”的力量。这些“经验”,有的是苦痛,有的是无奈,它是对“底层”的关切和写实;有的是荒诞,还有的是悲悯,它也可能源于对存在的虚无感。但无论写了什么“经验”,文字里透出的应该是作家更加宽阔的视角和温柔的目光。“底层文学”、“打工文学”,是近几年被倡导、宣扬得最热闹的一个概念。我们且不管它属于一个题材领域,还是一种有关写作倾向的命名缠绕,“弱势”的被同情,使这类小说也被染上神圣和救世的光晕。这可能也是目前特别受到关注的“经验”之一。迟子建的《花/子的春天》、欣力的《拾花的早晨》和尤凤伟的《风雪迷蒙》,无疑是近年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。这是几篇具有深邃“悲剧意味”的底层叙事,是我们时代最撼动人心的“经验”。人性的撕扯在文字里被揉搓得令人惊悸、疼痛、战栗,“时代感”这个久违的陌生字眼在小说中再度凸现出来,给我们的阅读带来强力冲击。迟子建的《花/子的春天》,依然保持着她小说端庄、柔软、细腻和绵密的文字风格。我们在作品中时时感受着一种善良、温暖的目光,对整个世界的注视,那是一个作家对“民间”的深邃凝望。这一次,迟子建似乎在竭力地状写俗世的苍凉中“伤残的生命”,暗示出世道人心的残缺和倾斜,看似平静的叙述中渗透着清冽的“骨感”。欣力的《拾花的早晨》给人一种更加惨烈的“震感”。这是一个“进城”的故事。这个叫拾花的乡下女人来到城里,心满意足地嫁给一个城市男人,有了一个心满意足的“保姆”的工作,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但是,意外的事情静悄悄地发生了。孩子先天性心脏缺瓣,丈夫下岗后身份的缺失以致无法给刚出生的孩子上户口,都暗示着一个悲剧的开始。对于无助的人来说,无奈的选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择呢?丈夫春意借醉酒蓄意压死自己的孩子,更是人性扭曲导致的道德和伦理的双重缺失,也进一步彰显出我们时代生活中的种种巨大差距,给人性蒙上的阴影和晦暗。尤凤伟的短篇《风雪迷蒙》,试图将人性的自我绞杀推演到了极致。面对被埋在矿井下的丈夫,五个“准寡妇”女人,类似“肉搏”般的灵魂抖动,作家的叙述不给她们丝毫的缝隙。这些短篇小说,各自以其独特的风貌,不仅展示着作家对于存在的判断力和道德勇气,也可视为对现实惨淡的直面。

  显然,“现实主义”这个日渐生疏的词句,已经悄然回到短篇小说的叙事当中。精湛的小说技艺,可能成为“经典”的力作,似乎与某些“主义”和写法没有必然的联系,与“题材”的选择也没有直接关系。即便是细节,也是需要经验的话语转换和独特想象的奇妙挥发。那么,经验如何成为叙述的魔力,就变得愈发重要。作家的写作,更多的时候是用力去发现生活中被遮蔽的原生态。而进入人的内心,梳理人的内心的细节,是一位小说家进入生活最基本的方式。陈昌平的《假币》和戴来的《向黄昏》,通过耐心地叙写人物在某种状态下的情绪偏斜和内心风暴,体现出作家对存在的价值敏感和品味,无疑是对于读者的一次精神操练。应该说这是近年小说中介入普通中国人情感现实的佳作。

  小说的虚构本性,决定了“经验”的有限性。因此,想象和幻想的品质,在小说中,尤其短篇小说中就显得极为重要。而想象的最终目的,是为了解决感受和经验的平淡无奇,使写作创造出经验的“唯一性”。小说如何才会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、精神深度、寓言含义和独特韵味,是小说艺术审美的关键性因素。短篇小说有限的字符,其实就是对作者那种创造力的压榨。正是这种“压榨”也才使写作被赋予激情和某种使命。若想打通现实和幻想的边界,则需要作家奇异的思维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作家要想摆平、整合小说中的各种元素,解决对现实世界的超越问题,就一定需要培养自己从心灵出发的理想、理性的穿透力。因此,短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“抒情诗”。其故事、人物、叙述所提供的抒情性,既有感人的生命力量,也有悲愤的社会现实批判力量,更有对世道人心的抨击和质问,以及由此昭示的生命与哲学的高度。当然,这也是小说能够摆脱平庸、建构诗性的必由之路。像韩少功的《末日》、鬼子的《狼》和艾伟的《白蚁》,都是颇具哲学意味的小说文本。它们以相近的叙述姿态追寻着存在的幽微,生存创痛和精神困顿。看得出,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现人性被现实存在所奴役的沉重,以及人物面对沉重时的选择。其中无不隐含对生活的种种期待。

  在短篇小说中,故事的讲法、悬念的制造、智性的有效传达,甚至叙述语言和其他技术的精致、精到运用,直接影响小说整体的底蕴和质量、品质。而随势赋形、顺其自然地“贴”近生活,在作品中制造悬疑或荒诞,所应达到的效果都需要既有“深刻”的寓意,又要富于清逸、飞动的“神韵”。范小青的《蜜蜂圆舞曲》、朱文颖的《危楼》和金仁顺的《彼此》,就属于这样一类作品。这几位女性作家纯熟的小说技术,深厚的审美潜能,使小说充满感性、鲜活的浪漫气息。故事叙述得典雅、别致,我们读出了生活的韵味,命运的玄机和精神的尊严。苏童和刘庆邦是当代两位擅写短篇的大家。他们作品的受欢迎和被需要,表明他们短篇小说写作的一个高度,体现了时代审美取向的不俗一面。如果说,苏童的《茨菰》继续保持着他一贯的叙述风格,融灵性、凝练、隐喻、韵味于一体,内敛而隽永,叙述起伏跌宕又绝不恣意斜出;刘庆邦的《黄花绣》耐心、细腻,从容不迫,于平实、平淡、平静中闪耀着不屈的光泽,于无声处孕育着人物内心的美好向往和波澜壮阔。

  总之,近年的短篇佳构,大都是“不媚俗、不轻浮、不虚妄”的扎实之作。这其中虽稳健型较多,俊逸、峭拔文本罕见,但绝不沉闷。近年在短篇小说写作的整体形态上虽面貌略显驳杂,却并不缺乏叙述理想和爆发力,以及感人的生命力量。由此我想说,短篇小说“言说”的困难,一定来自写作心态的不单纯、不纯粹。重建短篇小说的写作尊严、重拾艺术信仰势在必行。对于作家来讲,当前最需要调整的,还是能唤醒艺术良知的精神机制,不仅要有超脱、虔诚、沉淀的内心,还要有足够的叙事耐心。重新回到生活,回到当代,回到想象力、创造力可以生长、繁茂昌盛的地方,唯有这样,才可能把短篇小说事业带向成熟的境界,恢复这种文体的写作尊严。

责任编辑:王欢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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